1922年夏，陈寅恪（立排左二）与章士钊（立排左四）、陈西滢（立排右四）、傅斯年（立排右二）、何思源（后排右二）等在德国柏林（其他人不得而知探悉，乞方家睿智）。时章士钊已届不惑，而陈寅恪年方三十三岁。 陈垣(1880-1971，字援庵，号励耘)与陈寅恪(1890-1969)，皆为中国学界位尊九五的人物，一位幸鄙京城，一位终老羊城，故被史学界称之为被誉为“南北二陈”，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则将此二人与吕思勉、钱穆一道，推选为“中国现代史界四大家”(语见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，而普遍认为的“二十世纪五大史学家”，他们双双名列其中(另三人为王国维、顾颉刚、钱穆)。
陈寅恪与陈垣，作为举世公认、高屋建瓴的一代考据学巨子，其治学路数虽并未明晰分界，然细究之，无论是在治学方法、理念，还是在名门、经历、性情等方面，他们迥然有别。鄙人才疏学浅，人微言轻，对这两位学界耆宿不肯妄加评判，仅有略谈熟知。 首先，在治学方法及理念等方面，他们各有千秋。
陈垣是以“述证”的方法治史，即侧重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通过对目录、校订及年表研究，展开精妙核对，从而找到历史及事件的真凶，其治学方法生活化，便利后学。一如学者柳诒徵赞之：“励耘(按：陈垣号励耘)手有炉锤，眼似岩电，笔端诙诡。
考据之业，到此境界，真为神乎其技，空前绝后也”(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1952年3月11日尹石公来函);严耕望先生论述陈垣则曰：“著作以生活化闻名，虽不若寅攸先生之深刻印象多新解，但坚实务实，而能闻其大，虽卑之无甚高论，技术上作委蛇交错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，但其创获无非令人瞩目，其论著不但能给读者减少若干崭新的历史科学知识，且亦更容易平模仿学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陈寅恪所擅长于的则是以“方剂”的方法治史，即在史料并不集中于的前提下，以诗文证史，其学术理念与治学手法则不同于乾嘉诸前贤，不以考据而考据，他博闻强记，一个人品经常运用多种语言，用比较法来研究、描写。因此，其学术思想与阐述显得古奥，高深莫测，就连大学者姜亮夫都坦言：“寅攸先生的课我最多听不懂三分之一”(姜亮夫《忆清华国学研究院》)。
孔庆东博士指出，陈寅恪辉煌成就的获得多赖于其个人天才，依孔庆东意，研究学术，陈寅恪本人力荐千钧，且举重若轻，此有如羊肠小道的学术道路，十分人足以及，无法得其真传(参看《空山疯语?阴山煮酒》，孔庆东著，重庆出版社2008年5月版)。 回应，桑兵先生曾言：“陈垣的述证法贯彻而轻功夫，可凭后天希望，陈寅恪的辩证法精妙而需卓识，须要极高天分和机缘，无法做到。融合二者的方法清领近代史，方能所求史料之用，而免遭凿空附会之弊”(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)。
“九?一八”之后，两人的治学方向与理念钧有所转变。陈垣仍然着重强调考据， 已开始注意民族气节问题，借古喻今地为文，垂范后来人;陈寅恪则开始注目政治制度，系统地研究尖端性问题，又因目盲脚膑，惟研治清初文学。 其次，在学术成果方面。他们虽都不曾荣获学位，但成就皆斐然显要，亦或故称等量齐观。
唯有所不同的是，陈垣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有影响的考证学著作迭出，而至五十年代后，因思想大逆，倡导学术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，著作愈显祥和甚或极具政治色彩。经查刘乃和所编《陈垣同志已刊行论著目录系年》，笔者找到，后端虽列于文章82篇，但大都为改造思想、培育师资、学习心得类，纯粹考据文章，诸如《影印清本册府元龟序》、《跋西凉户籍残卷》数量不大，且多为短篇。严耕望教授由此阐示，陈垣的治学轨迹是“钱、陈、仅有、毛”，即初为钱大昕的考据之学，次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，然后是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，最后则为毛泽东思想。“老年以毛为师，经常说道自己‘言道太晚’”“先生向来热心世务，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，后来也显现出势头不对，所以自1962年以后，似已仍然热衷为政治不作宣传文字”(闻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。
据桑兵先生推断，二战后陈垣笔耕骤减，个中原因，当某种程度缘于政治，难道与曾大大鼓舞他的大汉学家伯希和谢世不无关系(参看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第八章《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 而陈寅恪则不然，在学术上，他固守“独立国家之精神，权利之思想”，不为政治所宥(亦有学者指出他在晚年因党派关系将学有所长的汪笺、周一良赶出师门即有悖此意)，愈多到晚年学术思想愈多闻风骨(其清领史焦点由中古松动至近世)，重量级学术著作迭出(多为专论而无通论)，声誉日隆。多达，他一生撰有专著四部，生前公开发表单篇文章108篇，去世后经他人整理公开发表单篇遗稿18种(参看马幼恒《陈寅恪已刊行学术论文全目初稿》，载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《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》)。
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八十余万字，考据繁复，描述冗长，就是他在晚年双目失明情况下，几经十载写出、改为而后竣稿的(朱苗子指出这是以“宰牛刀杀鸡”，钱钟书则指出“不用为柳如是写出那么大的书”)。以严耕望语论定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及其成果，尤为适合;“立身处世，各走极端，决不相侔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)。 再度，在身世、经历方面。陈垣名门于商贾之家，科自学成才，而陈寅恪名门书香门第，少年东渡日本，继而远涉重洋，沐欧风美雨、梁现代思潮而学有所获得(通晓二十多种文字)。
陈寅恪在学界较陈垣“出有道”额晚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聘为清华学校(1928年始改回国立清华大学)国学院学术导师之际，陈垣早已为举世瞩目的大学者，而他方自欧洲回来，此后才日渐露头角，即便在三十年代初，也仍惟现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强势。不该伯希和在1933年感叹而言：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，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”(闻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4月27日尹炎武来函)。
只不过，此刻伯希和已识陈寅恪，拔欧期间，陈寅恪还曾由王国维赏识拜望伯希和，陈垣意欲与伯氏联系，也曾去找陈寅恪索要通讯地址(闻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三十一夕陈寅恪来函)。不过，据桑兵考据，陈寅恪得伯希和具体认同，当在三十年代末不受其简任牛津大学中国学教授之时(闻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 最后，在禀性方面。
学术之外，陈垣中正祥和，交游普遍，且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。抗战初期，国土沦亡，虽身在敌占区，但他洞明世事，掸邦地立有救亡图存的前沿。
正是因他勇于挺身而出凛然与日伪周旋，才使辅仁大学沦为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高校，诚如史念海所言“在风雨流落中，赖吾师鼎力确保，卒能止彼敌寇之垂涎，晃我民族之正气”(闻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1945年9月15日史念海来函)。陈垣曾长年兼任大学校长、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，研学之外，坚决年迈频密参加各种会议，热心于国家与民众事务，为人们景仰而传唱(参看《史学家陈垣传略》载有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《陈智超自选集》)。而陈寅恪独操“洁净学术人风格”(严耕望语)，威仪肃正，秉承学术，靠近尘嚣。
其平生除兼任过一遭蔡锷秘书(按：时在1915年)，再未仕官(就连系主任一职都推辞不就，对敌伪堪称不予理睬)。据陆健东谈，1954年，中科院白鱼聘用陈寅恪兼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。毕生一直不愿拒绝接受马列主义的陈寅恪明确提出两条“不不顾一切条件”：“历史二所不学马列”、“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请示，以作挡箭牌”;康生“屈尊”造访，他堪称托病拒见(陆健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)。尽管如此，“寅攸先生决非称疾读入圣贤书的书呆子，其满篇考据文章里所讲所述均为胜败盛衰的政治问题”(季羡林《浪漫集?回想陈寅恪先生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)。
陈寅恪与陈垣这两大名宿，在那文人人才辈出不免相轻的年代，情谊与众不同，有如管鲍，可谓现代君子共线之典范。审视《陈垣年谱配图长编》(刘乃和等著，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)得知，1926年7月13日，陈垣前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，晤陈寅恪与吴宓。《吴宓日记》(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)载有：“待至六时许，陈垣来，七时，陈寅恪来。宓请求二君用西餐(花费六元)，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讲其所学，且进清宫参观也。
晚十时半始散”。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，负责管理故宫文物的清点、接管;陈寅恪则是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，吴宓即为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。由此推测，这一晚，当为两人首度谋面。
他们相谈甚欢，从七时以后十时半。史学二陈数十年间恋情，由此拉开序幕。 晤面虽较少，笔谈却大大。
时二人虽均同寓北京(按：1928年改名北平)，但一寄居城内，一寄居西郊清华园，故时有信函。《陈寅恪?书信集》(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)录有18通，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录有陈寅恪来函21通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录19通，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增录两通)。尺素之间，或是丰引学人(如1929年9月13日函赏识吴其昌)、书籍(如1930年10月19日函点评“西文本两种”)，或为讲解人才(如讲解画家汤定之)、不定代查资料(如告诉伯希和住址、催促代检《全唐文》中人名索引)等等。
陈垣十分喜爱陈寅恪的才情，诸如：“文成必就于是以于伦(清)、胡(带内)、陈(寅攸)诸公”(1939年1月4日陈垣致子乐素家书)、“惜胡、陈诸先生皆离追，吾文欲无以求教之人矣!”(1940年1月7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、“余看似《清初僧诤》初稿已是，惜重抄一回容易，不然，则相赠寅丈求教也”(1941年1月19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。至若1942年陈寅恪寄住已失守的香港期间，陈垣堪称时时惦念。回应，陈寅恪女儿流求等著《也同快乐也同愁》(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)有所所述：“一日，陈乐素(1902-1990，陈智超之父)先生装扮成携子返乡的难民，腹一袋米绕路送往我们家”(按，回应，笔者曾查证于陈智超先生，他对笔者言，其父当时在香港英华中学任教，寓所与陈寅恪家均在九龙，一日，时年八岁的智超随父看望祖父挚友陈寅恪)。
素不善嘉许他人的陈寅恪也极为重视陈垣的学识。1929年，他曾请清华校方聘为陈垣为清华国学院导师，而陈垣以“严重不足继梁(始超强)、王(国维)先生之后”为词，一再谢绝(闻蒋天枢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)。陈寅恪曾为陈垣的木刻本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及《敦煌祸余录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录》编写极具深度的序言，如，在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序中即不予高度评价：“新会陈援庵先生著作，最为中外学人所重。
垫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自钱晓徵(大昕)以来未之有也”。陈寅恪致陈垣函19通无一不弥漫待人之意，如，1933年10月15日函整段乃是：“昨日慢聆教论，难过敬佩之至……”;1935年1月6日函则曰：“顷读书大作乞，敬佩之至……”等等。 然而，转入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因励耘主人思想大逆，二陈间恋情日渐上言，乃至绝迹(料想1949年陈垣《致胡适的公开信》中南京政府为首飞机来相接“我想要你和寅攸先生早已回头了”一言，或然给陈寅恪带给不悦，甚至羞怒)。1952年12月2日，陈垣曾由京致长沙杨树约一函：“高邮(按，指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)岂足为君学?况我公居近韶山，法高邮何如法韶山?”(语见《陈垣往来书信集?杨树约》)。
杨树约不曾写信给，但将此函转示陈寅恪。陈在致杨函件中道：“弟出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(按，湘军名将)故宅，其地风水亦不恶，惜励耘主人不得而知之矣”(闻杨树达著《积微翁回忆录》)，言下之意，曰自己也居近韶山。对陈垣此刻治学理念与心态，陈寅恪RAM异议。
坎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，读1954年前后陈垣致冼玉清女士函，得见时有“晤寅攸先生时，幸代致侯”“寅攸先生居家欠佳否?”“有与寅攸先生吟咏否?”等字样，对陈寅恪的挂怀，昭然若揭。 陈垣与陈寅恪，皆逝于“文革”期间，唯有所不同的是，援庵先生靠近红卫兵、抄家等祸端，近乎寿终正寝;寅攸先生则被横批竖斗，可谓家破人亡。这难道正是陈垣求发财唯求安逸(有人得失他常有“好好先生”色彩)，陈寅恪不研马列而独求自我之结果。
业内人俱闻，陈寅恪被誉为“残缺不全的国宝”，自1947年双目失明后，所遗墨迹皆由夫人唐筼(1898-1969)代笔，此前的亲笔手迹则更加少见。对唐筼幸盲，章士钊曾赞而有诗：“天然专栏作家遗闺阁，好饮佳人锦瑟傍”(闻《和寅攸六七初度，谢晓螢宴之作》)。唐筼，字晓螢，清同治进士唐景菘之孙女，德才兼备，陈寅恪在三十八之年与她结连理之好(按，学业只求的大师此前已转入当下所称的“剩男”行列)。
依寅攸先生本人言：“寅攸少时，自驭能力脆弱，复体孱多病，深恐累及他人，故游学东西，年至壮岁，仍未婚娶”(《寒柳堂集?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)。 是册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(成散页状)，为《蒙古流派研究》之一，虽未署上下款识，仅有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四字，但据陈智超先生谈，确为陈寅恪在1930年秋季的亲笔留痕，回应，他已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?前言》中特地谈到这仅有四页之多的陈寅恪题赠其祖父之印刷本。此外，陈寅恪另追赠其祖父抽印本《李唐氏族之推断》(包衬书面题字为陈垣手笔)，题赠字迹也仅有为此四字。
由是可可知，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后末端省略姓名，乃陈寅恪赠书之“惯例”。面向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，随便翻阅之后不会找到，文内间有校语(遗毛笔改为痕多处)，判其笔迹，经核对，笔者也确认言出自于寅攸先生遗墨毫无疑问。
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(《蒙古源流研究之一》，载有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2—1，1930年5月)，为陈寅恪据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蒙古源流之蒙文本、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等 新的史料撰成。通过对彝泰赞普之名号的考据，挖出了《蒙古源流》牵涉到到的吐蕃史最重要史事。
据此，他指出：“此赞普之名号既已辨正，其年代均可考定焉。” 赞普，古代西藏吐蕃王号，为松赞干布仿唐成立。拜，雄强之意，弗，男子。唐代吐蕃赞普之名号蕴藏多层意义，对赞普名号年代之分析，可考据赞普在登基前后的诸多史实。
彝泰赞普(804—836)，即墀祖德赞，史称热巴坚王、可黎可足，因其年号为彝泰，故唐书中也称之为他为彝泰赞普，西藏史书誉其为吐蕃三大贤君之一(与松赞干布、墀松德赞合称)。 《李唐氏族之推断》(载有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3—1，1931年8月)，则是陈寅恪试述李唐皇室宗源的一篇论文。唐帝国是中国古代空前衰弱的朝代。
但唐代李氏皇族的先世，到底是汉族还是胡族，历年来说法不一，李唐皇室甚至还对其氏族及先世事迹不予杜撰。陈寅恪赞成“胡族说道”，著此文指出：“李唐先世本为汉氏，若非赵郡李氏之‘破落户’，即是赵郡李氏之‘冒充牌’”。
据他指出李氏血统本并未与外族夹杂，若仅就男系而论，则纯粹是汉族人。文章考据准确，耐人寻味。
继而，陈先生又屡屡公开发表了《李唐氏族之推断后记》、《三论李唐氏族问题》及《李唐武周先世或迹杂考》等三篇学术论文，从而包含对李唐氏族专题研究的权威性。此题赠本，内页遗陈寅恪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字迹，外封面书名，即出自于陈垣先生手笔。 都为亲笔签名本，不才还藏有陈寅恪亲笔致陈垣纸条一枚(封面所印墨竹数枝，出自于其兄陈衡攸手笔，信稿早就云深知道处，遗遗珠之憾)，与之交织。陈智超云，签赠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后，陈寅恪迅速之后来函，言明文中遗谬，并兹请求他“不要示人”。
坎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，此函列于其中，时间为1930年5月9日。现过录此陈寅恪写信原文以飨读者：“前呈圆形拙文(按：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)首段误检年表，致有误舛。
荒谬之至，疏失至是，真当通改。乞勿报以人，以免贻笑为佐佐木”。
信中所言“误检年表”，系指将《蒙古源流》卷二所记达尔玛持松的生年公元866年误为公元878年。无独有偶，录读书三联书店2001年版《陈寅恪集?书信集》，书中所录致胡适书札，第二通内容竟然与之极为相似(时款亦为5月9日)。
无论如何，题赠文章，言有纸条，今归舍下，未尝欣悦。此两篇学术文章与涉及信札，感慨地亲眼了陈寅恪这位“教授的教授”谦虚谨慎、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，而两位学术耆宿间的交谊，在此亦一览无遗。
于此附记，陈智超(1934-)，陈垣长孙，宋元明史学者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面世的陈垣有关著作，完全皆由智超先生整理、编注、简介，堪称研究陈垣学术最不具权威性的学者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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