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责任主体论，环境法律责任分为政府环境责任、企业环境责任和公众环境责任；从法律责任形态分，又分别包含环境行政、刑事和民事责任。宽泛而论责任，易流于以虚对空，所以，我们通过对近年来频发的环境健康损害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，探究已有的法律责任规定是怎样的？各责任主体在环保方面应担负哪些责任？目前的法律规定与实施现状又存在哪些问题？污染致血铅超标事件受害者展示检查单。 资料图片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俊“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，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：从问题出发，以解决环境问题为主。
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素娟认为，环境污染致群体性健康损害事件的频繁发生，说明环境污染及其导致的人体健康损害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，国家有必要对整个环境法律、政府有必要对环境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检点，看现有的环境法律、政策是否得到了落实？现有的环境法律、政策，能否有效应对环境污染致群体性健康损害事件？立法 目的二元混乱之源《环境保护法》开章明义：“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，制定本法。”杨素娟认为，我国环境立法确立了保护人体健康的立法目标，但同时又承载了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”这样一个重任。
所以，我国环境立法是目的二元论，致使环境管理目标具有显著的矛盾性，面临如何处理环境利益的多元化和各利益方冲突的重大问题。《宪法》规定：“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”。既然公共环境管理是国家的职责，政府就要把保护和发展两个目标平衡起来。
发生冲突时，怎么平衡？谁轻谁重？立法中又怎么表现？杨素娟认为，目前环境立法很难说是环境保护第一、经济发展第二，现在更多的环境立法都在强调二元论和环境、经济并重。政府的环境管理重点应该是服务加约束，即一方面服务于环境管理的公共需要，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加强对政府管理行为的约束。2009年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》中强调：“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、生态环境，保障环境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”。
杨素娟说，“可持续发展”这一概念比较科学，对经济和环境利益进行了平衡。从环境法的原则上来说，可以把环境利益第一作为原则。
但仅有原则还不够，需要有很多具体措施来进行规范，以实现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公共利益的衡平。问责 掐头去尾极不合理“我国环境立法的问题是只注重原则规定，原则还是二元论的，而不注重实施措施的规范，不注重落实。这样一来，所谓的环境问责便成了没有源头的问责。
”杨素娟说，发生群体性污染事件后，一般都会在第一时间把责任归结于具体的项目实施者或直接管理者，迅速对这些人进行问责，这是不合理和不负责任的做法。杨素娟认为，问责必须体系化，依法从上到下进行问责。问责不仅是为了平息事端，更不能掩盖问题，而是要彻底地解决问题。所以，问责机制应该是系统的，合理的问责制度应该让所有的关系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预期，知道哪些事情、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，做了一定会被追究责任的。
近年来血铅中毒事件发生后的通常做法是，污染企业被迅速关停。杨素娟并不认同这一做法。
她说，简单将污染企业关停，其损害怎么界定、追究？过去它是合法企业，谁给它的经营许可？我们要顺势、沿着问题，追查决策者和行为人的法律责任，而不能用一个休止符，就把所有活动全都掐断了，这样没法落实责任。血铅事件受害人的善后问题，大都由政府来埋单。杨素娟说，政府敢于担当这个责任，可是政府有责任吗？政府有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吗？既然政府已经承担了一部分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，那就意味着它默认了之前的行政许可行为是有错误的，至少是有瑕疵的，并带来了民事损害。那么，除了民事损害赔偿责任，还要不要追究政府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？怎么追究？谁来追究？追究的程序又是怎样的？杨素娟说，因为环境法律责任不成体系，是断裂的，造成老百姓对目前的问责和问题解决方式不服气。
她形象地比喻说，就像一列列车既没有信号导引，或者有信号导引也不服从信号，又不管路基情况，只顾着高速往前冲。突然发生事故后，立刻就让它停运。
可是车上载的这些人怎么样？不管；事故导致路基的损坏，没人问；谁是信号灯的指挥者？不清楚。车停了，接下来这些问题就不能碰了。措施 责权明晰才有效力多起环境健康损害群体性事件发生后，地方政府提供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当事人不信服；企业污染状况调查，公众不信任；后续和长期的影响和受害群众的治疗，无人承担。
杨素娟说，国家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就是协调各方利益。如果政府在事故发生之前、之后和全过程中，持之以恒地发布信息，而且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，民众就会信你。发生群体性中毒事件后，政府还应该马上派工作组过去，从医学专业的角度、法学专业的角度、经济发展的角度、地域发展的角度，综合进行调查、纠察和部署，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应该如何问责？有没有后续影响？怎么去综合彻底解决？杨素娟强调，公共管理具有协调性、服务性和参与性，而且，需要依法制定规则，把怎么协调、怎么参与、怎么服务的权力和责任逐条予以明晰。只有通过法律制定的规则，才有效力和权威性，才利于追责和问责。
“最核心的措施就是多元参与。公共性管理除了需要有服务功能和强制力之外，还要有综合利益体和公众参与管理，这样才能体现公共利益。环评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，都是公众参与原则的体现，但现在整体实施状况欠佳，亟待加强改善。”杨素娟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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